1956年春，北京西二环紫竹院一隅，原本冷清的旧疗养院突然热闹起来。聂荣臻元帅宣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，年轻的大学毕业生、满头银发的教授，还有刚从前线转来的工程军官，全都挤在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。钱学森站在窗边，听着窗外低空呼啸的军机，心里打鼓：这里就是中国导弹梦的起点。
就在成立大会后第三天，聂荣臻给毛主席送去一份简报。毛主席翻到最后一页，看见钱学森名字，批注了八个字——“此人要多给舞台”。自此，他时不时询问秘书：“五院那边怎样？钱学森忙得过来吗？”秘书答不上来，只能再去打听。
时间往前推一年。1955年10月8日下午两点，中南海菊香书屋。屋里暖气哧哧作响，毛主席批阅完一摞文件，端起茶杯，又把目光移向门口。门外脚步声忽远忽近，他抑制不住地起身踱步。忽听“咚咚”三声，周总理推门而入，身旁是略显拘谨的钱学森。短暂沉默后，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。
“啊，钱学森同志，盼你多时！”毛主席笑声爽朗。钱学森脱口而出：“怕主席事务繁忙，不敢贸然来打扰。”毛主席摆手，“你说反了，正因你事多，我才不敢过早相约。”一句话，让初来乍到的科学家心头的拘谨立刻化成了暖流。
展开剩余73%那天的会谈持续了三个多小时。从火箭控制系统谈到空气动力学，从苏联的技术垄断谈到国内教育短板，大家各抒己见。最激动的时候，毛主席用湖南口音说：“等你把争气弹造出来，世界当刮目相看！”周总理笑着给钱学森夹了一筷子湖南青椒：“辣，可解乏。”那顿饭桌，成为中国航天史最生动的注脚之一。
回到五院，困难扑面而来。图纸短缺，材料短缺，连会说外语的译员都短缺。钱学森干脆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火箭剖面图，学生们拿本子抄，抄完直接进实验棚。有人担心规格不符，他摆手：“理论对，尺寸就能对。”这句话后来被年轻工程师当成口头禅。
1957年夏，第一批去苏联培训的学员回国，带回一摞摞手工誊写的教材。但好景不长，1960年7月，赫鲁晓夫突然撤走全部专家。五院门口，苏联技术人员拖着行李离去，尘土飞扬。有人红了眼眶，钱学森却只说一句：“自己干。”
经济困难叠加技术封锁，试验场吃紧到连试车台都靠废旧钢板拼凑。发动机一旦点火，泥土飞到几十米外。钱学森顶着满头灰走近残骸，蹲下摸一摸尾喷口的温度，再对工程师们说：“数据准，方向对，再来。”那股狠劲儿，把许多年轻人硬生生逼成行家。
1960年12月，大年三十前夜，近程弹道导弹试射。火光划破戈壁，助推发动机轰鸣四十三秒，弹体稳稳落点。测量站报回精确数据的那一刻，指挥所里爆出掌声。聂荣臻马上拨通中南海：“主席，成功了！”电话那头片刻静默，随后传来一句带笑的“好，告诉钱学森，辛苦了！”
除夕刚过，毛主席派车把钱学森、竺可桢、李四光接进中南海。书房里，主席边踱步边擦眼镜，听到敲门声立刻迎上前。“家人有意见没？”他打趣。“有，他们怪我没把他们也带来见您。”钱学森回得干脆。屋内响起一阵笑声。交谈到夜深，毛主席仍精神奕奕：“下一步，把腾空的事也办成。”
紧接着，原子弹项目被提上日程。1964年10月16日，罗布泊震响巨雷，蘑菇云直冲高空。当晚，北京灯火通明。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：“今晚不谈别的，就谈科学。”两个月后，他破例设宴庆生，特意把钱学森安排在左手第一位。席间举杯时，毛主席语速很快：“有了导弹、原子弹，人心更定。”钱学森轻声答：“任务才刚开始。”
1970年4月24日，“东方红一号”升空。信号传回地面，乐曲响起，夜色中的北京沸腾。天安门城楼上，毛主席在人潮中寻找那位低调的科学家。警卫悄声说：“他退到最后排去了。”毛主席笑了笑，没有叫人，只对着广场挥手。钱学森站在远处，听着那首《东方红》，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，眼里几乎泛光。
从近程导弹到远程运载火箭，再到返回式卫星，短短二十余年，中国航天跨了别人半世纪的路。钱学森后来常说：“真正的奇迹不在技术，而在信念。”这句话多数时间是对年轻人讲的，语调平缓，却掷地有声。
1980年5月18日，远程运载火箭从酒泉升空，一举命中预定海域。数据回传后，五院老楼里掌声雷动。有人提议给毛主席故居寄去一封报喜信，却只见钱学森摇头：“他早知道咱们能成。”
2009年10月31日凌晨，钱学森在北京逝世。那天恰逢深秋，梧桐叶堆满中关村老街。五院门口，年轻的实习生站在警戒线外默默鞠躬。谁也没喊口号，谁也没掉队，因为“自己干”三个字，早已刻进每个人的骨头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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